『如果章节错误，点此举报』 楚国终于得到了中央的授权和信任，自然要做党的人听党的话。芈熊绎之后的几代楚国国君倒也中规中矩，作为地方诸侯对于周天子能够恪守臣节，没有做出让中央**不放心的事情。
但好景不长，大约在公元前977年，周王朝的第四代天子周昭王的离奇死亡，给周王室和楚国之间蒙上了一层阴影。关于周昭王之死，历代史学者众说纷纭，可谓是西周历史上的千古迷案，至今也是没有定论。你有你的观点，我有我的论调，为何会如此的莫衷一是呢？实在不是后人多事，只怪司马老先生的《史记》中关于周昭王之死这件事记述的过于简单了，才给后人留下了太多的遐想空间。
“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于江上。其卒不讣告，讳之也。”这是《史记》原文，也是关于周昭王之死的全部记载。绝对的言简意赅，太精辟了。解释一下吧，这句话是说，周昭王的时候，天子做的有些不太称职。周昭王到南方巡狩没有回来，死在了江里。周昭王的死讯没有发布，因为忌讳一些事情。
是不是疑窦重重。首先，周昭王到南方巡狩，而这“巡狩”二字是何意思？是去打仗，还是去巡游？其次，“卒于江上”也是让人一头雾水，是失足溺水，还是乘船落水，没搞明白。最后，也是最悬疑的事情出现了。“其卒不讣告，讳之也。”太史公直接告诉后人，周昭王的死很离奇，绝对是一件不能昭告天下的秘密。但究竟是何秘密，却是只字不提了。每次太泽看到这里，总是暗自窃喜。学习历史的同时，还能过一把福尔摩斯的侦探瘾，何乐而不为呢？
最具权威的《史记》，既然将这段历史记述的如此模糊，那我们不妨到其他的史料中去寻找答案。
公元279年，纷乱的三国时代刚刚被晋帝国统一不久。在现今的河南省境内发生了一起毫不起眼的盗墓案件，也正是这起盗墓案件，让后世史学者对于历来奉若神明的《史记》产生了诸多的疑问。
盗墓贼不（否）准（标）将战国时期魏襄王的大墓盗掘一空，却不料走漏了风声。当地的县令根据线报，很快就将不准缉拿归案，被盗的大量珍宝被如数收缴。更为重要的是，被不准当作废品的一堆烂竹简，竟被识文断字的县令看出了价值。
原来这是战国时魏国史官编纂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记载了从遥远的夏朝直至战国时代的历史。这批竹简在晋武帝的亲自督办下，由晋朝史官重新编排整理，被命名为《竹书纪年》。因为《竹书纪年》的成书年代远早于《史记》，所以在很多历史事件的记述与《史记》不同时，此书的可信度应该更高一些。
关于周昭王的疑案，《竹书纪年》有这样一段记载。“周昭王十六年，伐荆楚，涉汉，遇大兕（四）。”是说周昭王在位的第十六年，率兵讨伐荆楚，在渡过汉水的时候，遇到了巨大的雌性犀牛。这段记载和《史记》的记载有一处明显的不同。《史记》是说周昭王去南方巡游，而《竹书纪年》却说周昭王是去讨伐荆楚。一个是游山玩水，另一个却是军事扩张，这是完全不同两个意义，对于后世该去如何评定周昭王的是非功过，产生了巨大的分歧。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注意，就是周昭王在渡过汉水时遇到了“大兕”，也就是“母犀牛”。由此可见，三千年前的汉水流域，生态环境十分原始，应该和现今的非洲草原或是东南亚的热带雨林十分近似。很明显，那时的荆楚之地还是一个尚未被大批人类涉足的蛮荒所在。
细心的朋友看到这里，可能发现问题了。被太泽渲染的神乎其神的周昭王疑案，说到底和楚国有啥干系？《史记》中压根儿就没有提到楚国。纵然有一句“南巡狩不返”，只是一个“南”字，难道就把弑君的罪名扣在了身处南方的楚国头上，难道就应该把楚国列为重大犯罪嫌疑人？《竹书纪年》中倒是提到了“荆楚”，但“荆楚”泛指的是汉水以南的广大区域，楚国虽然身居此地，但在楚国周围林立着很多大大小小的荆楚部族，难道周昭王讨伐的一定就是楚国不成？实在是欲加之罪了。况且，《竹书纪年》中根本就没有记载周昭王死在汉水的案情，既然没有了原告，那又何来的被告呢？
的确如此。若是单论《史记》和《竹书纪年》的记载，楚国的确是“六月飞雪”的千古奇冤。但是，另外的一部史学名著《左传》中的记载，却拨开了周昭王之死的迷雾。
又要科普一下了。《左传》真正的名称应该是《左氏春秋》。相传是春秋末年一个名叫左丘明的鲁国史官创作的一部编年体史书。这部书的记述年代开始于公元前772年，结束于公元前453年。书中详实的记载了很多发生于春秋时期的重大历史事件，为后世了解这样一个纷乱的时代，提供了佐证。
关于周昭王的死因，《左传》中有这样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说的是在公元前656年的春天，齐桓公率领诸侯联军去讨伐楚国。楚成王觉得齐国是存心在找楚国的麻烦，便委派了一个名叫芈屈完的使者去质问齐桓公。芈屈完见到齐桓公后，一张伶牙俐齿派上了用场，他问道：“你齐国在北方，我们楚国在遥远的南方，就是畜生发情相互吸引，也不会千里迢迢的寻到这里。可万没想到，你齐桓公竟然率领大军来侵犯楚国，是何道理？”
人家既然这样问了，也只有解释一下了，齐桓公，是哪阵风把您老给吹来的呀？面对刻薄的质问，齐桓公一时间也是无从应答。幸亏他的身边有一位杰出人士，成功的将包袱丢还给了楚国使者。他答道：“你们楚国应该进贡周王室的包茅迟迟没有送到，导致周天子的酒水无法过滤清澈，没有好酒便不能祭祀神明，难道我们不应该来追究你怠慢天子的责任吗？”芈屈完自知理亏，说道：“进贡的包茅没有送到，的确是楚国的责任。我们把包茅赶快送去就是了，为了这点区区小事，难道也要齐国兴师动众吗？”
既然人家已经认错，而且准备痛改前非了，没必要再耀武扬威了吧！齐桓公再一次陷入了两难的境地。难道楚国知错就改，诸侯联军就不再追究了吗？如果一味追究，身为霸主的齐桓公显然是在小题大做，纯属是在寻衅滋事。唉，难办呀！
终于，还是那位杰出人士又站出来解围了，他说出了楚国的罪行，一条永远抹不掉也洗不清的罪行。“想当年周昭王来到你们楚国，无缘无故的死在了汉水，难道弑君大罪也是能够逃脱的吗？”乖乖，一个将近四百年前的历史遗留问题，竟被后代当作了开战的理由，这位杰出人士果然是敢想敢说吧！那当然，此人就是辅佐齐桓公成就霸业的一代名相--管仲。
管仲抛出的“弑君大罪”让芈屈完招架不住了。他狡辩道：“周昭王死在汉水的事情，我们楚国并不知情，既然是汉水犯下的罪行，你们还是去向汉水兴师问罪吧！”
好了，齐桓公联合诸侯讨伐楚国的事情，太泽就到此打住了。因为周昭王之死，已经很明显的和楚国扯上了干系。理屈词穷的楚国使者竟然要管仲去问罪汉水，是不是有些“此地无银三百两”的意味。如此说来，楚国应当是周昭王之死的元凶，这一点似乎连楚国使者都懒得去为自己祖国开脱罪名了。
但若是细细推敲，这“问罪汉水”的狡辩，会不会还有另外一层意思。芈屈完作为楚国的外交部发言人，真的觉得管仲的问题实在是荒唐，根本懒得正面回答。可你既然这样问了，我就给你提供一个解决荒唐问题的荒唐办法。如果这样分析，我们在佩服芈屈完机智应答的同时，似乎又觉得周昭王之死的确给楚国蒙上了不白之冤。
究竟楚国是罪魁祸首，还是沉冤难雪呢？面对难题，又一部史书走进了我们的视野。东汉末年的皇甫谧（密）创作的专门记述历代帝王大事小情的《帝王世纪》，终于出现了关于周昭王之死的比较详尽的记载。
“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舟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寨）公殁于水中而崩。”这段记载是说，周昭王缺少德操，率领军队南征，准备渡过汉水。当地的船夫厌恶入侵家园的周昭王，便将一只用胶水粘连的大船进献给了周昭王。周昭王乘坐这条大船来到了汉水的中流，胶水溶化，大船散架，周昭王和大臣祭公一起淹死在了汉水。
终于，在历代关于周昭王之死的民间传说中，流传最广的“鱼胶舟”的故事雏形出现了。而且，在《帝王世纪》中我们发现，周昭王之死并不孤独，至少有一个名叫祭公的大臣陪着他一起，携手共赴黄泉。但是，在《帝王世纪》中，害死周昭王的元凶并不是楚国，而是为了保卫家园才进献胶舟的聪明船夫。
在“鱼胶舟”的问题上可以看出，中国的历代史学者更喜爱在浩繁的书籍中去寻找答案，因而缺少一种付诸于行动的实践精神，这点我们做的不如欧洲的史学者。他们可以为了求证匈奴王阿提拉在攻陷君士坦丁堡的战役中，使用了巨大的冲击城门的战车，而不惜物力人力，按照史籍的记载去复原这种战车，以此来寻找历史的真相。我们为何不能将鱼皮熬制成胶水，倒要看看用这种天然胶能不能粘连起一艘看得过眼儿的船只。当然，太泽也只是说说而已，莫说熬鱼胶去造船，就是一口鱼皮冻儿，太泽也是好久没有吃到了。
四部史书，四种记载，看似不同，却又不尽相同。究竟周昭王的死因是什么，还是没有一个肯定的清晰的答案。既然如此，我们干脆就将以上的四种记载于情于理的结合在一起，去揭开周昭王之死的谜团。
周昭王在位的第十八年，周天子的地位日渐衰落。周昭王为了挽回颜面，亲自统帅中央大军，开始了大规模的南巡。这是一次意在扩张周王朝疆域的军事巡游。周昭王一路南下，耀武扬威，尚未臣服大周的南方部族迫于军事压力，不得已听命于周天子的统治。周昭王来到荆楚之地，在汉水岸边看到了巨大的雌犀牛。这里虽然是人迹罕至的蛮荒之地，但周昭王的扩张野心却是十分的坚决。在他率领大军准备渡过汉水之时，土生土长的荆楚船夫为天子送上了一条精美的大船。
周昭王十分高兴，便邀请自己十分信赖的朝中重臣祭公，同他一起乘坐大船。天子哪里知道，这条精美大船的船板，竟然是用鱼皮鱼骨熬制而成的胶水相互粘连的。为了守护自己世世代代的家园，心甘情愿臣服于强大楚国的荆楚族人们一定要将侵略者周昭王置于死地。天子乘坐的大船航行到水流最为湍急的汉水中游，鱼胶渐渐溶解，一个大浪袭来，大船刹那间支离破碎。可怜的周昭王和无辜的祭公双双落水。无奈水深浪急，天子与大臣一起葬身汉水。
周昭王的意外死亡，对于周王室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为了维系周王室的颜面，刚刚即位的新任天子周穆王只得强忍丧父的巨大悲痛，对外没有发布周昭王的死讯，更将父亲离奇的死因湮没在了西周王朝的漫漫历史长河之中。周穆王终其一生也没有因为父亲的死，而去向楚国兴师问罪。因为他知道，杀害周昭王的凶手是那些祖祖辈辈依附于楚国的荆楚部族们，楚国也许真的毫不知情。也正是周穆王的明察秋毫，才为后来大周与楚国的一次联合军事行动，打下了铺垫。
民国时期的大学者胡适先生，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东周之前无史。”也就是说，东周之前的历史大多只是后人的传说故事，应该是不足信的。而周昭王作为西周王朝的早期统治者，关于他的很多史料兴许也只是传说而已。